“父母官”的升格

“父母官”，乃封建专制时代对于地方官员约定俗成的称谓。说是旧时代的特产，并不意味它在今天就一定没有了市场，北京的陈希同便说过自己是北京人的“父母官”。只是时至如今，北京人民好好地做着北京的主人，而陈氏倒成为了不怎么地道的角色。不过，你在这儿讲“父母官”的称谓不大好，有点儿霉味，却有人还觉得它大不过瘾，要将它升格。这不，四川某地的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就喜欢对书记、县长们称“太爷”，甚至在某些市县领导干部的讲话和他们公开发表的文章中，也居然坦言“作为某某县的县令”、“作为县太爷”。这些自谓，有的甚至还出现在当地党报的标题上。

我想，要做“父母官”，固然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内心深处的陈旧尘埃积淀，闻“太爷”之谓而喜，最后竟昏昏然自己叫起自己“县太爷”来，恐怕离出行归府要靠“肃静”“回避”之类牌子开道的角色没有几步路了……

记得下基层采访中，接触过一位被评价为“有大胆开拓精神”的年轻镇长。好酒而又好言的他，三杯下腹，语出惊人：“我这八品官，没别的，就是敢治刁民！治不下刁民来，你别想做事！”

什么是“刁民”？很难讲。或许是敢于说一点真话的百姓，或许是对领导态度“不大恭敬”的群众，或许是朝头儿们不大符合政策的做法斗胆抗命的乡亲。虽然其间大约也有人行为离轨，但这已属于可以在法治轨道上解决的问题。凡是遇了“不听话”的小民，便立刻冠之以“刁民”一谓，自然是为后边“敢于治刁民”那只狠手做铺垫的。如此“狠治”下来，不需许多时日，民之“刁”劲一定大折其锋，而温柔顺从的百姓性格，大约也一定可以成为公仆升格为“父母”乃至“太爷”的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了罢？去年，据统计，在全国“民告官”的行政诉讼案中，乡镇一级的领导败诉达到58％。这一方面说明农民群众越来越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，而不再买一些人“官家威风”的帐；另一方面，恐怕也看得出某些干部“治”的结果是什么。